此文是第一次发表，在国内媒体一直被拒，所以壹报主人只能首发在壹报。
（其中只有第二篇曾在南方周末不完整发表）
1997年4月11日，壹报主人在南方周末第一次报道了上海发现日军在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中国慰安妇问题引起关注。在之后发现者苏智良教授历时十一年，单枪匹马，从民间与日本史料界第一次揭开了中国慰安妇惊人苦难真相，沉默60年的历史在 2000年开口：中国有20万慰安妇，是慰安妇制度世界最大受害者！他目前正以国家公证形式为最后57个幸存者纪录。
有几句话不得不说
在钓鱼岛中国渔船被撞事件发生不久，壹报发表此文无意宣扬民族主义。壹报主人喜爱日本文化，并认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唐宋文化活生生的的遗留，无论是书道，建筑，茶道，日常生活，服饰都受到我国古代的影响。但是历史便是历史，我们需要追讨的不容回避的真相。
其次，对日本政治与文化的理解，民族主义者有偏差。一位在日本留学十年的中国学者告诉我，我们对日本的有些指责不妥。他举例道，日本是个民主国家，市区有许多市民中心，这些中心是免费用于各种民间活动，只需登记就可排队使用，一次支持中国向日本索赔侵华的日本左翼团体在这个市民中心集会要求向中国人道歉，一周后日本右翼团体为了消除上次左翼聚会的影响，也登记并举行了右翼集体，态度是不承认侵华。中国政府于是发表严重谴责要求日本政府禁止右翼团体的聚会。这样的谴责让日本有些民众很恼火，因为他们觉得政府是不能禁止民间团体聚会的，所以认为中国还是落后的专制国家。如果我们对日本的国情有所了解。可能双方更多宽容。
其次，我们中国人长期对慰安妇的问题不睬不问，连相关报道也难以传播。中国人仿佛在苦难面前闭上了眼。
那些被侮辱与损害的人啊，是我们的姐妹，他们被日本军国主义侮辱，却因为我们的漠不关心，而被损害。
一个连自己的姐妹都不关心的民族主义只能是“集体的自大狂。”（鲁迅语）真正的爱国者首先是爱人的，连自己民族最弱小的女人都不关心，空谈什么民族荣誉。
我希望如有人转载壹报的文章，一定要连同上述的编者按语。
为被侮辱与损害的女人公证
寻找最后的慰安妇
文 翟明磊
活着，她们还活着
可是她们是怎样活着呵！
中国仅剩的５７个公开的慰安妇，最小年龄是７１岁，最大的９２岁，绝大多数生活在贫困的最底层。
在海南岛黎族原慰安妇陈亚扁家，家徒四壁，灶台中只有野菜，第一碗她吃了，第二碗她拌上糠给猪吃。由于自已的经历，她患上妇女病，怀孕六次全部流产，最后生下一个女儿，当地人重男轻女，她被家人遗弃了。
４０％的慰安妇没有结婚，由于当时慰安所强逼注射６０６抗生剂与服奎宁，器官严重摧残，结婚的５０％生不出孩子。山西榆县一位孤老原８０岁慰安妇，在回家路上昏倒，没有家人，没有人看到，她象狗一样，用手足爬了５个小时，爬进家门挣扎着喝下一杯凉水。她喊着“上天为什么不让我们走，让我们留在人间受苦。”
１９５８年原慰安妇袁竹林被居委会骂为日本婊子，被勒令去北大荒。日本人的毒打使她每天头痛，每天只能睡二个小时，然后静静坐在床头，等待黎明，６０年了７９岁的她没有一个属于她的夜晚。
第一个站出来的中国慰安妇是山西万爱花，她被苏智良教授称为“没有死的刘胡兰”，她不仅是刘胡兰的老乡，而且经历也与刘相似，坚定的儿童团员，共产党员，村妇女主任，任凭拷打没交出同志。不同的是刘胡兰壮烈死去，万爱花却被日本兵当作慰安妇比死更痛苦，三次逃走三次被抓。打断腰骨，颈部陷入胸腔，腰部陷入骨盆，耳垂被咬掉，整个人从１６５厘米萎缩到１４７厘米。在床上躺了三年。
对于慰安妇，更难忍的是精神上的折磨。四个腾冲的老太要求县政府为她们讨公道，腾冲县政府的官员竟说“你们做过这样的事还有脸来说，回去！”再也找不到这四个老人了。
最亲的亲人也不能原谅她们，由于将梅毒传给亲人，一个儿子咒骂自已的母亲“因为是从你的脏屁股生下来的，所以才这副模样。”这位原慰安妇，这位可怜的母亲最后精神失常。
人们对他们几乎没有援助，那位９２岁住草棚顶屋的原慰安妇朱巧妹每年县里只有３６元补助，而她每月吃药３００元。
一位北京相当高层官员对苏智良的话代表了人们普遍的想法“这个事情应该找日本战犯，找我们干嘛。”慰安妇成了各种慈善基金与捐助遗忘的角落。
苏说“的确，日本人应当赔偿。但日本人迟迟不赔。我们中国人不应该对她们有帮助吗？不应该为她们送终吗？”
她们不是伤疤，她们是我们的母亲和姐妹啊。
她们代表整个民族受难，但她们不是象征不是展览，她们也是活生生的人啊。在采访一个老年慰安妇中，高龄贫寒的她紧紧抓着记者送给她的装在塑料袋里的２００元，始终没有放手。在那个年代她拒绝接受日本兵一分钱，在这个年代清贫让她顾不上许多了。
苏智良的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现在每个月给这些慰安妇１００元，调查员翻山越岭送到她们手中，大部分来自美国的基金，他还有把全国孤老慰安妇集中起来建养老院的想法。
图片说明：当年为中国慰安妇做身体检查的粗糙工作台，女人们脱光衣服坐在上面．
慰安所：不是军妓营是强奸中心
是什么灾难导致她们到了这田地？
说来难以相信，在１９９２年之前，中国史界对中国慰安妇的历史所知甚少。并从没在公开媒体上报道，除了慰安妇不愿意站出来举证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国家某部门1995年开始对中国慰安妇的资料只许收藏不许外借给学者做研究，这样这段历史沉默了５０年。世界学界普遍认为朝鲜与韩国是慰安妇制度最大受害者，日本对本国慰安妇研究已有１００多本专著，中国对此却无知。
１９９２年苏智良教授从日本作研究时才知道慰安妇制度最早产生在中国，他吃了一惊，找到了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在上海沈家宅。１９９７年南方周末第一个报道，才冲破无形的禁区，引起人们对中国慰安妇的关注。此后苏智良在７年之后才发现中国慰安妇历史的惊人真相，在这中间他无法从国家档案中获取一点史料，禁令仍然存在。反而是从日本的公开史料中获取有用信息，并完全靠实证从民间找到５７名现存慰安妇。
一场与南京大屠杀相当规模的灾难终于展现在中国人的眼前。
不是韩国与朝鲜而是中国才是慰安妇的最大受害者，中国至少有二十万慰安妇，而南北朝鲜只有１４万,日本二万人。苏智良找到了日本军方在关内的设慰安妇的比例是１：２９。即２９个士兵要配一个慰安妇。而当时仅关内日本军达到１００万人，这一制度长达７年是普及各个地方，连东北最偏远的老黑山村４——５个人的日本小队也建有草屋的慰安所。苏以７年１：３．５的慰安妇更换率得出２０万最低数字．仅上海有８３个慰安所，海南６２个，南京，武汉各６０个，并列入军方计划，在1942年9月3日陆军省会议上提出“将官以下慰安措施拟按以下规模建华北100所，华中140所，南方100所……”结果日军到一地首要任务是建立慰安所。日本现在的政界人士称“慰安妇是商业行为，妓院主带着人去前线是为赚钱。”李登辉密友许文龙称“慰安妇是相当体面的。”苏智良教授的研究显示这是弥天大谎。１９３８年６月日军占领苏州后就逼着汉奸找了２００名妇女，让她们光着下身，关在大庙，建立慰安所让川流不息的日本兵集体奸淫。占领南京后又用同样的方法建立１００中国妇女的傅厚岗、铁管巷慰安所。占领杭州后，包围凌桥难民收容所，命令２１０位妇女脱下衣裤，堆积烧毁，全部妇女躺在稻草上，当晚，收容所就变成慰安所。１９３７年占领上海后在城乡抢夺中国女子，当众剥去衣服，在肩上刺号码，当作性奴隶。哈尔滨人潘雅芬１５岁那天被一个男子骗“你母亲被汽车压死了。”塞进一辆汽车，成了关东军慰安妇。日本特务永富博道用这种办法建了６个慰安所。１９３７年仅有数字记载的苏州被掠中国妇女２０００名，无锡３０００名，杭州２万名全部填充到各个慰安所。
和那些遭受一次或数次强暴的中国妇女相比，那些中国慰安妇则是一天平均被强暴１０次以上的性奴隶，50次在许多慰安所是常事，连月经期都不能停止，最多时一天１００次，慰安妇最小１４岁最大５０岁，甚至有尼姑修女，多名现存慰安妇举证称，有昏迷后仍被强暴的经历。在流动的慰安列车上，中国慰安妇因摧残太厉害，躺下后无法爬起，最后象死人一样被抬上卡车，驶向下个目的地。中国慰安妇被强暴的次数从下面次数可见一斑，１９４２年日军向在中国的军人与东南亚军人发了３２１０．３万个避孕套，还不够用要用羊肠补充．为了不留下纪录日本人以军需品名义运送中国慰安妇，并以＂中国慰安妇是消耗品，不值得去救．＂放弃生病或战时危险的中国慰安妇，并一次枪杀过苏州１００名生病慰安妇．日本军队不仅拿中国慰安妇来赢利，军官一次５日元，士兵２日元成了全国统一价。连被雇来的妓女也只有两袋小麦粉的报酬。
图片说明：当年上海的一个慰安所。
日本情报官在给陆军本部建议中称当多征用中国慰安妇在中国女人身上得到满足使士兵在中国领士上得到满足滋长占领中国雄心“这种心理只有中国慰安妇能产生，让士兵鼓舞精神，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因此在中国战争进入僵局后日本军队大量征用中国妇女作慰安妇，苏认为在日本军与中国性奴之间存在两个敌对民族的政冶关系。
苏智良认为“中国的日本慰安所绝不是日本学者说的军妓营而是＂合法”的强奸中心．”日本政府与军方一直称侵日战争中的强暴行为是政府无法控制的士兵的个人行为，而慰安所则是军队计划组织安排的合法的强奸中心，慰安妇是二十世纪的性奴隶。因此政府有不可推掉的责任，因此日本政府尽管没有对战争道歉，但对慰安妇问题上不得不正式道歉并承认政府介入，管理方式就像对奴隶。
为什么要公证？
日本不仅有右翼的“慰安妇公娼”论，１９９７年自民党宣传部长前文部大臣岛村宜申称“许多人认为是军队时出发时说一声“跟我们走吧，”就把妇女领走了去做慰安妇。……这种事一般是人贩子干的，不管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只要是女人就网罗去。也有人自愿选择这条路。”在最近的７个出版社上交的２００２年新历史教科书，大多数教科书关于慰安妇等名词全部删去，有的只简单提到“有过慰安妇制度。”
日本政府虽然承认事实却不愿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外务省针对此称“１，日本与亚洲各受害国赔偿问题已在各国条约与联合声明中解决了。２，个人不能作为国际法的主体，个人无权向一个国家及其政府要求赔偿。”中国政府态度是中国的各条约承诺的是放弃国家索赔，没有放弃民间索赔这是两回事。在日本与苏联的条约中，苏联承诺放弃国家索款与民间索赔。可见日本还是很明白这是两回事。战前国际法的确不许个人为国际法主体但战后已有发展，个人索赔不仅有先例而且是鼓励的。国际条约法明确规定战争罪反人道罪不以时限为由禁止上诉。
韩国不仅有慰安妇博物馆而且在８０年代已开始调查找到１９１个幸存者。１９９８年釜山判决中第一次小胜，每人赔偿３０万日元但之后再没有胜过。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８年中国１６名妇女分两批上告于东京地方法院。但是东京地方法院半年调查一次拖延至今，历时五年仍无结果。对日本法律很熟的苏智良认为“除非日本政府改变态度，在日本法院很难有胜诉可能，他们办法就是拖，拖死这些７０８０多岁老人，就没有原告，因在日本这样案子可以拖上１０多年。”在这５年中１６位老人已去世多名。2000年9月15名原告在纽约华盛顿起诉日本政府，（美国是可以接受以外国政府为被告的案子。）但没有新的消息。在这之后又进行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审理不过这是道德模拟法庭。
图片说明：苏智良用他的追索告诉我们历史便是这样。
让苏智良惊觉的是这些老人正迅速离去。３３名韩国慰安妇在战后留在中国武汉，互帮互助互说母语互通婚姻，但是现在只剩下三人了。原来公开证人已死去二十多位。如果不以国家公证名义出面，学者研究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这方面南京大屠杀就是个教训。国民政府在战后没有展开充分调查，只收集了四千名死者名单，结果尽管学者认真推算出３０万人的死亡数，但日本政府不承认南京大屠杀，并认为只死了四千人。“在慰安妇问题上我们再也不能犯这样的错误了。”
目前上海静安区公证处已完成了朱巧妹，郭亚英、陆秀珍三位老人受害事实的公证。在公证时不仅有证人证词公证员还仔细查了县志找到日本人进驻时间，这签上三位老人鲜红手印的公证已编为国内民事案号，２００１年沪静证字第１５０——１５２号。天宏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妙春称：有了这样的国家公证，按中国的继承法，老人去世后仍可以由儿孙继承索赔权继续索赔。
苏智良决心尽快完成全国５７名慰安妇的公证，他希望“５７名遍布全国各地，我只有１个和各地的兼职调查员，经费严重不足，已赤字３万元，个人投入２万元。希望国家能承担起这一责任。”毕竟国家的力量是巨大的。苏在与时间赛跑，他已放下手头其它工作，专职于慰安妇调查。“我们的民族是大陆民族，宽容，重享受，重安逸，但想没想过如果自已没有确实的这段历史记载，而日本年轻人又不能从本国知晓，双方未来肯定会有分歧，理解不同产生矛盾，历史也许会重演。”他提出建永久的中国慰安妇博物馆。
他说１９９５年在纪念法西斯５０周年前后，国家有关部门又下了规定，他所有各地档案局的朋友告诉他“根据国家规定关于慰安妇的资料特别收藏不能公开利用。”苏说这部分资料有日伪政府关于这方面的说法是最有利的历史证词，日本厚生省都开放了部分慰安妇的资料，他希望国家这一部门迅速开放中国档案。时间等不了人。我们已经迟到太久了。而国家花费上百亿的各地新地方志中关于日军入侵的资料极其简略很难做进一步历史研究用。
“如果一个政府都不能正视自已民族的历史，谁又会来尊重这段历史呢？”
第二篇：
世界年纪最大的慰安妇的证词
９２岁朱巧妹９１岁开了口
图片说明她的眼睛是如何看着我们，她同意我们采访并发表照片，是用一种勇气告诉我们，正视历史．她就是九十二岁的朱巧妹，现在她已去世。
在２月１４日首次接受国家公证的崇明三个原慰安妇中有一位世界上年纪最大的幸存者——９２岁的朱巧妹老人。
记者见到的老人温和善良，拉着记者的手连连说谢谢，待人有大家闰秀的风度，拍照时自已认真梳了头。她一直住在村里最破的草棚屋里。６０多年来她对谁都没有说过一句这个事，去年苏教授第一次上门扑了个空，第二次也不说，第三次在苏教授爱人的细心问询下终于开了口，老人说一句哭一句“日本兵坏了名誉，一生没有好日子。”在保守的崇明岛老人日子是艰难的“恨日本兵呐。”老人说不出道道，只说“要挣回我的名誉。”
１９３７年她刚刚生完小儿子三个月抱着孩子喂奶。这位美丽的永兴饭馆老板娘是村里能干人，她的先生叫周守文，非常恩爱。日本兵在酒馆里强暴了她。从此，驻在庙镇炮楼叫孙格、黑联的两个中队长和一个叫金崔生的翻译官一有需要就把她叫到炮楼，甚至到家里。每月五六次。由于刚生完孩子，奶水很足，这三个日本官每次都要津津津有味吸干她的每一滴奶水再强暴她。“蛮横无道，他们用刺刀逼我。”朱巧妹再气也说不出骂人的话出身小康的她用上了最强烈的词。据了解黑联战死了孙格回到日本。
日本军官看中的都是镇上富实人家的女人，共有７个，人们叫七姐分别是周海梅（梅姐）兰姐，杨戚姐，周大郎（大姐），朱巧妹（巧姐），陆凤郎（凤姐）王玉（玉姐）——现只剩朱巧妹一人，她们都是有丈夫的，其中有两个丈夫去世了，七姐这都是军官“使用”的，士兵则有另外的。镇上年轻的有姿色的女子几乎都逃不了。这里的梅姐是朱巧妹的婆婆已经５０岁，凤姐是朱巧妹的继母，周大朗是朱巧妹的外房姐姐，朱一家四人遭难。这６０多人的部队是松井部队的，驻扎了两年。苏智良称这种没有慰安所随叫随到的慰安妇方式和一家四个亲戚受难的现象还是很少见到的。也说明了慰安妇制度的千奇百怪与多样性。
朱巧妹的丈夫周守文一气之下参加游击队并当上副队长，不幸被捕，５天后枪杀在朱巧妹的村头。从此，朱巧妹破了产，沦落到赤贫，住了５０年的草棚屋，屋里是泥地，墙是没有刷过的，破旧不堪。并患上肾病，一年只有３６块钱县里补助，朱曾走了很多地方为丈夫生平求证落实政策，守了一辈子寡，却从来没提到过自已的事，羞耻压了她６０年。
朱的二儿子周燮，国仇家恨涌在心头。将１４岁改成１８岁参加抗美援朝，当上飞行员。是他含泪记下母亲证词。并准备上告今年１２月东京法庭。朱巧妹是世界上年纪最大的慰安妇，她没想到９１岁说出了不敢说的话“日本兵真坏，我要挣回名誉”现在她气喘，每天每顿只吃三分之一碗的饭。细声细气的她受记者一点礼物，道谢好久。
日本的良心，请在这样的老人面前作出回答。
第三篇：速速建立中国慰安妇历史纪念馆！
日本本土研究日本慰安妇的书有100多本。中国对中国慰安妇研究只有两本。朝鲜与韩国已建立国家的慰安妇历史纪念馆，而1999年上海师大的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只有一次性国家拨款10万元。早已用完。
但是苏智良认为建国家的慰安妇历史纪念馆已是急切的事。因为这与南京大屠杀相比是全国性的灾难，令人不耻的是汉奸伪政府在里面起了巨大作用，整个县区利用办良民证要求所有人家交姑娘，没有的交钱，发了国难财。纪念馆不仅是纪念日本法西斯的恶行也是纪念一部分国人良心污点的见证。”我们应当正视民族的伤痕，如果到了今天我们还不能正视我们受过的伤害，那才是我们真正的耻辱。”他认为建在上海浦东南路595号海港职工大学是较合适的，因为慰安所的建筑完整保留下来了。
在房子原主人78岁的陈炳荣老人陪同下记者采访此处。1943年，这个三层青砖大宅是当时浦东最好的楼房。四周还有两条平房，下半年两个装军装的日本人窜了进来“你们走。”陈炳荣一家被迫赶到一间小平房中，所有大家具，连管家也被征用了。据陈炳荣回忆，当时日本隔出楼房32个房间，平房21个房间，53个房间用于慰安妇工作，只留下一个办公室。在原来规模上后来建立海港职工大学，可容纳1000名学生上课，规模之大可见一斑，但这仍不是上海最大的慰安所。尽管曾有炸弹落下，楼房却至今完好无损。
士兵只能白天来进平房，还不够用要天天排队。军官可以晚上来，进楼房。管理人员是两个日本人一男一女还有一个日本厨师。二三十个慰安妇全是中国人。没有招牌，却是很正规的军方指定慰安所，经常有军人摸错门半夜狂敲陈炳荣家门，一家人以为大难临头，抱成一团。
45年抗战胜利，慰安所就全跑散了。陈炳荣在打开侧厅时发现用木头粗粗打的为慰安妇体检用的诊疗台。
有个细节记者印象深刻：唯一没被敢征用的房子是陈炳荣母亲的小佛堂，日本人还是供了菩萨。在日本军人礼佛时，一墙之隔的一排慰安房里就传出呻吟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