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报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改革开放是好得很，还是好个屁？“好”派、“屁”派争了30年，参战者在流变，但主题未变，前后总共发生过三次激辩。目前说来，“好”派在主流话语中尚占优势，“屁”派在互联网上很有人气，但舆论的天平开始倾斜，民情、民意似乎正在向“屁”派转移，从发展的眼光看，形势对“好”派不利。

1978年胡耀邦组织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击破两个凡是，那是第一次激辩；1992年皇甫平在解放日报发表系列评论，拥护邓小平南巡，则是第二次。第三次辩论从郎咸平讲演开始。当他在报纸上作为财政专家、公司法专家揭露上市公司造假坑害股民时，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是，郎咸平把他的批评面扩大，扩大到否定整个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道路，我就很不赞成了。我们两个人曾经在上海有过一次深入交谈，从上半夜一直谈到下半夜，我跟他说老郎啊老郎，你毕竟是从外面回来，不知道三十年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仅仅从官方文件、人民日报、求是杂志这些主流媒体的文字记录来判断三十年中国，肯定找不准脉搏。三十年来中国的秘诀是多干少说、干了再说、甚至干了也不说，纸面上的中国与纸面下的中国，完全是两个中国。

反驳郎咸平的还是皇甫平，故而我称“二平”之争。从一般概念上说，我赞成改革开放，但对皇甫平的观点也不是没有保留。“二平”之争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但仔细分辨，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两边在共享同一个历史前提。他们都认为三十年来中国是只有一场改革，而且贯穿始终，只是一边说“好”得很，一边却说好个“屁”。

能不能先不下价值判断，在此之前，先还原30年基本史实，然后再作价值判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三十年来中国真是只有一场改革吗？改革是否发生过断裂，在断裂的这一边与那一边，是否有过截然不同的改革？我的记忆是：断裂是客观存在，例如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不仅是30年改革史最为重大的历史事变，也是将近60年中共建政史、建国史最为重大的历史事变。背对这样的重大事变来谈论60年建国史、30年改革史，不是诚实的态度。今天也许还没有到详解这场风波的时候，但在鸟瞰30年改革历史时，至少不应遮蔽这一风波造成的重大转折，能说则说，不能说则应该有“预留”，要对这一风波在改变中国政治、中国社会、乃至中国经济诸多方面的“当量”估计够，估计透。

我的看法是，以此事变为断裂，三十年来中国发生过两场改革，而不是一场改革；今天可以不谈事变本身，但应该承认，前一场改革因此而失败，不仅是失败，而且是被埋葬，后一场改革是在前一场改革失败的坟场上翩翩起舞，延续至今；今日之中国，“好”得很也罢，好个“屁”也罢，更多的是与第二场改革相关，而不是与第一场改革相连。

朱学勤先生（图片摘自南方都市报）

两场改革当然有联系，至少是同一人掌舵的产物，但是无可否认，同一个人的思想也会有延续有改变，两场改革之间发生断裂，断裂造成此前此后的中国有重大差异。如果不把这个历史事实还原出来，纵有十个皇甫平，一百个、一万个，发表一百篇、一万篇当年解放日报的评论文章，也不足以说服广大的民众。

三十年前的改革是在什么背景下展开的？是被文革逼出来的。文革与改革一字之隔，天翻地覆。今天为什么我们说文革结束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后面有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支持，因为文革实际上是更大范围、更长时段激进革命运动的最后阶段——从1789年法国革命到1989年苏东事件，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历史单元，两百年，多一年少一年都不行，上帝从来没有在世界上安排如此整齐的历史单元，让世人选择应该放弃什么、选择什么。从1789年开始的激进革命运动，到1794年的7月，法国发生“热月”事变，雅克宾派专政嘎然而止，然后是社会还俗大潮，“马照跑，舞照跳，股票照样炒”。所谓社会大还俗，单个人在人生某一个阶段，会厌烦世俗生活，会出家，出家之后会后悔，再返回世俗生活，社会也是如此。在一个癫狂年代整个社会突然出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大家进入超凡入圣的精神境界，哪怕是虚假，半梦半幻，也是热火朝天。但是社会不可能在这一阶段持续太久，总会产生从广场重回厨房的世俗性返归运动。这一场从广场到厨房、从革命到世俗的标志性事件，是1976年的10月6日“怀仁堂事变”，这是中国版的“热月事变”。这一天历史含量极其丰富，是历史学的“富矿”，目前尚未开掘。有机会我还可以为此专开讲座，就叫“这一天”，从正面、反面、侧面、负面、还有里面，多方面解析“这一天”里的历史信息。今天点到为止：“这一天”仅仅是长达半个多世纪激进革命的终点，结束了激进革命，社会大还俗，群众从广场政治重返厨房家务，重返世俗生活。

事变发起者没有历史自觉，他们是无意中触动了历史的道岔。“怀仁堂事变”以文革中屡见不鲜的非常手段颠覆了文革集团，在此之后却还在坚持文革路线，所谓两个“凡是”两年徘徊，是一条没有四人帮的四人帮路线。文革是以文革方式结束，给此后的改革留下巨大隐患，历史必将在断裂中相连。改革是在那两年当中孕育起来的，从某种意义来说，文革和改革一字之隔，既是对文革的否定，也是对文革的延续，历史拖着一个长长的文革阴影进入新时期。如此理解，方能理解第一场改革为什么发生，又为什么中断。

如果说第一场改革有一个历史的天幕，历史的天幕上有一行字，隐隐约约昭示人间中国这场改革的总背景，那一行字当然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而不是其它词句。

毛泽东去世时已经是天怨人怒，尤其得罪官员阶层与知识分子阶层。十年文革，民众日子不好过，官员尤其是上层官员日子更不好过，是“官不聊生”的十年，由此积聚改变政局的第一动力。此外是知识分子，数十年反智主义到文革发展到顶峰，这个阶层迫切希望能恢复知识尊严，恢复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指向。第一动力从政治上推动文革到改革，知识阶层则提供对改革的合法性、正当性解释。第一场改革恰恰是在“解散文革”这个大旗下召集起他的同盟军，这个同盟军的核心是开明派官员与知识分子。记住，我说的是“解散”——中国的文革是被“解散”的，而不是被“铲除”的；我说的是开明派官员与知识分子握手，这一点与此后第二场改革政府与资本握手，迥然有异。但在当时，改革是党内开明官员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拥护，然后再席卷人数最多的底层民众尤其是深受人民公社体制压迫的农民，这三者之间确实形成一个广泛的同盟。

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89年，这十一年大家肯定是记忆深刻。在单个人身上，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返老还童的奇迹，但我们确实在一个民族的身上看到过返老还童的短暂岁月，文革不仅仅是在物质上，更重要的是毁灭一个民族的精神，每一个人的内心都留有政治迫害的阴霾。就是那样一个气血衰沉的民族，突然迎来了一个青春浪漫岁月，每一个人好像都年轻了十岁，返老还童。我们都记得那个岁月：大学教室里老教授白发苍苍，憋了十年劲，滔滔不绝，讲台下的学生是三十岁以上拖家带口，十八、九岁半大孩子是应届高中生，两代人共聚一堂，嗷嗷待哺；那时某一个图书馆说，明天早上我们再增发阅览证50张、100张，半夜门口就排起长龙；新华书店突然说明天发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小说，长龙又会在书店门口出现；电影院播放禁演十七年的老电影，哪怕是“洪湖水，浪打浪”，长龙也会在售票处出现。民族突然变得年轻起来，流行歌曲是“祝酒歌”、“八十年代新一辈”，如果要寻找一个背景音乐，最好的旋律就是城乡共鸣、老少皆宜的那首《在希望的田野上》，合唱、独唱皆相宜。那是一段枯木逢春的青春浪漫，关键在于这个党、这个民族非常幸运，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黄金内阁——邓、胡、赵三架马车。一个民族的人治阶段，一两个领导人怎么样，要比民主制度下千百万人的民心、民意更有力量来决定社会的基本面貌。

邓的作用大家都不会质疑。只举一个例子。三中全会上曾经有人提议陈云出来掌舵，这是因为当时邓小平正处在局外人向局内逐渐回归的半途，此其一。其二，三中全会说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大家公认党内懂经济的人是陈云，而不是其他人。这两个因素放在那里，部分元老一度希望是陈云出来掌舵，顺理成章。但是陈云表态说，从经济建设方面来说，我确实够格，可以掌这个舵，但是这么大的党、这么大的国家，总要有一个领过兵、带过军队、打过仗的人出来掌舵，我什么都不缺，就缺后面这一条。如果是按照后一条来找掌舵人，那当然是邓小平。只有他才能调动铁血洪流，也只有他具备钢铁般的政治意志。十年后，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1997年我第一次访问台湾的时候，台湾中研院的院长，现在已经退下来了，李远哲，他跟我谈过。我说你是华人世界当中的诺贝尔奖获得者，70到80年代多次到大陆来，见过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的三代领导人，你谈一谈私下跟他们接触的体会。李远哲那天谈的很动感情，他称邓小平是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我问为什么这么说？他说，邓小平一上来就很坦率甚至带有质问的口气问：台湾为什么要独立？邓的性格大家都知道，毛说过“他是开钢铁公司的”，党内敢于拍桌子和江青对抗的两个人，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邓小平，所以邓小平见开门见山第一句话是责问，一点不奇怪。李远哲也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他不亢不卑，从晚清割台说起，四代中央政府如何伤了台湾民众的心。邓小平耐心听完，脸色放缓，说了一句：“这么说来，台湾回归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解决的了？”李远哲回答：“对，只能留给下一代人解决。”那一场谈话中，李远哲曾坦率批评过邓小平某项决策，邓并未生气，结束时长叹一声，“总是要叶落归根嘛“。李远哲说邓小平这个人，一有胸怀二有胆量，第三有眼光。

民族的幸运是文革后百官凋零，居然还剩下一个邓，邓的幸运在于他的左膀右臂，他选对了人：胡耀邦是有火焰般的激情，赵紫阳是有冰雪般的聪明，天作之合。耀邦的作用在哪里？他是一个有道德魅力、人格魅力的人，不要小看道德魅力、人格魅力，你想一想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整个中国社会满目疮痍，人的精神世界受到那么多创伤，党内那么多老干部，从那么多整人的左倾运动中走出来，每一个人都整过人，也被人整，每一个人的内心都留有阴霾，唯独耀邦是一个异数，是一个罕见的阳光型政治家。他就好象没有经历过这些运动，满身透明，满身阳光的人格，用今天的来说几乎是一个“阳光青年”，当然他也吃亏在这一点。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出现，起什么作用呢？他是把这个党、这个民族所剩无己的道德残余凝聚起来，再奔一程。记住，我说的是道德残余，不是道德资源，从文革走向改革，没有这样的一个人，这个社会凝聚不起来，这个民族凝聚不起来。如果我们要寻找那一年代社会面貌的人格烙印，还能找到第二个人? 非耀邦莫属。

第一个隐患，它的动力更多来自于开明派官员和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掀动观念风暴，你去看那个时候所谓的启蒙作品，和千百万民众尤其是城市居民的具体利益结合不紧密。你看看今天，包括南方都市报的言论版，每一个话题和当下发生的时政、新闻，和民众在社会具体运作当中的权益、损益是结合在一起的。二十年前我自己经历过那个岁月，也经历过启蒙，那个启蒙是悬空在天上的，和千百万民众的利益有结合，但是结合的不紧密，所以很容易被打退，更容易被武器的批判打得粉碎。

这一点也受制于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反复与曲折。发展趋势很明白，摆脱计划经济，趋向于非计划经济的模式。但是非计划经济的模式是什么，前后徘徊，一波三折。开始说是学匈牙利模式，后来说学新加坡模式，再后来在党的文件里一步步靠近新经济模式，但是每一次靠近时，检索党的文件，都是绕来绕去的绕口令，开始是说“公有制前提下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后来又说是“政府制订计划、计划指导市场、市场影响企业”等等。有四个字呼之不出、呼之欲出，这四个字大家今天都明白，那就是“市场经济”。这四个字始终没有堂堂正正出现在党的纲领性文件里。

第二个隐患，刚才我说到历史在断裂中连续，文革、改革一字之隔，第一场改革改变的是政策，不是政治，而且多半是经济政策，并没有触动政治体制，尤其是邓小平说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刚触及边缘，尚未触及内里。

千万不要忘记，毛泽东用来搞文革，邓小平用来搞改革，都是这同一个体制。它只是改变其运作方向，就算反向运行，也是带病运行，带着巨大隐患运行。尽管第一场改革提出了双重目标，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还出现过两个小高潮，1980年邓小平有一场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全文发表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1986年催促要设立专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机构，提出各种各样的草案、方案，他自己个人的论述，多次切入旧的政治体制的命脉，曾经说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英国、美国、法国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那里有民主制度；曾经说我们要寻找到一个制度，这个制度使得好人上去做好事，坏人即使上去也不能做坏事；还说过，一个党、一个民族千百万人把他们的荣枯兴衰命运维系于我一身，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但是经济体制改革改到一半，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目标，还没有触动就中断了。刚刚要触及，一连串的事件发生了。1977年耀邦复出，做得最多也是最得人心的是平反冤假错案，那时英姿焕发，要把“文革强加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统统推倒”！十年之后，1987年年初他走出那个“生活会”，结果是仰天长叹：“文革阴魂不散哪！”

第二场改革是在改革中断的背景下徘徊三年，国内外发生一系列重大事件，重新启动的。历史的天幕上还是有一行字，只是朱颜改，改为：“1989年的事情不能再发生了”！或可以干脆引用那几年叫得最响亮的一句震慑性口号：“稳定压倒一切”！对比第一场改革，这是多么大的背景变动？我们今天怎么能脱离这一背景不同，来空谈改革的延续性？正是背景不同，决定第二场改革与第一场改革，仅仅是在“改革纪年”上字句相连，骨子里已经180度转向，本质不同。

邓在辞去所有职务之后，闭门不出。那三年他在自己院子里来回踱步，内心如煮，不亚于文革时在南昌著名的邓小平小道上来回散步内心激烈的程度。

1992年邓踏上南巡之路，已经是垂暮之年，接近90岁，他不改写历史，历史将改写他。正是此次南巡，结束三年徘徊，推动中国踏上第二场改革之路。前面几起几落我们不说了，就说第一场改革虽然是他掌舵，但是他受多方面的力量牵制、拉扯，左的这一面是反对他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所谓右的一面，是要求他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还要有政治体制改革。十一年里，两种声音来回拉扯，两三年就有一个事件，两三年就会有一个小风波，以至于八十年代大家都说是单年自由化、双年反自由化。阶段性的拉锯，没有一年平息过，而到了92年改革重新起步的时候，我们看到右的声音没有了，一巴掌打下去了，鸦雀无声；左的声音呢，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突然凋零。南巡之路，几乎是邓小平晚年的“天鹅之舞”。

时间之窗再一次打开，留给邓小平的时间只有两年，两年后他将卧病不起。他抓住了生平最后这个时间之窗。从某种意义来说，真正的邓小平时代，好坏我们且不论，接近百分之百不折不扣执行他改革意图的时代，其实还不是第一场改革，是第二场改革，是他行将去世之前的两年，和去世之后出现的。邓小平的改革年代，是在他垂暮之年，甚至是没有邓小平的年月才真正降临的。

不能忘记的是，两场改革，背景丕变。第二场改革有很多第一场改革不具备的特点：经济体制改革大踏步的前进，幅度、广度、深度远远超过第一场改革。你想前面十一年，呼之欲出、呼之不出，突然间，“市场经济”喷薄而出，写进了党的最高文件，而且是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那时离89风波并不远。 一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7年中国超过了英国，国民经济总规模达到了世界第四，2008年就有可能超过德国，成为第三。经济体制的改革突飞猛进，非第一阶段改革可以比拟，正是这个东西迅速改变了中国人积贫积弱的面貌。李鸿章临死的时候，以他的历史眼光洞见到此后中国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自己没有亲身经历，以后中国老是在变，变了一半就被打回去。李鸿章去世一百多年，中国才开始变。从物质层面而言，实现三千年之未有大变局的，就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当下三十年中国。

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拔地而起，所谓赶英超美，那是毛泽东时代提出的蓝图，用他的错误方针、错误的方法赶英超美，一个跟头跌入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千万人。而真正实现赶英超美，倒是邓小平去世之后的05、06年，虽然这个事没有广泛的宣传，但是我自己从小记得毛的口号，看着这个口号怎么几经波折，最后实现赶上英国，极其惊讶，中国就这么赶上了英国？你想想，当初是1840年英国在广州这个地方敲开中国的大门，而中国赶上英国，是我们在05、06年发生的事情。

中国的大版图上，出现了一个沿海大外滩。外滩我们都知道，小外滩是上海黄埔江边的某一段，我说大外滩，那就是从渤海湾经过长三角，再到珠三角，这一个大的外滩。这个大外滩出现的城市群落，它的外观，很多欧美访问者认为，你们已经跟世界发达地区接轨了，你们不要再享受所谓不发达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了。

大外滩浓缩到小外滩，我一直说这么一个笑话。只要有外国朋友，尤其是台湾朋友来，我总是带着他们开车，从延安东路高架猛一拐弯，看到外滩璀璨的灯火：浦东是92年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新群楼，像是曼哈顿；浦西这边是30年代上海的欧洲老建筑，台湾的学生经过这里，一拐弯老是会“哇“地惊呼一声。老听他们这么喊，于是我说，就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哇“！这个“哇“缩龙成寸，是把世界浓缩在这里。老外滩是老欧洲的一个缩影，陆家嘴金融区的灯火是曼哈顿缩影，一个微型的大西洋就是黄埔江。黄埔江两岸分别是老欧洲和新美国，整个世界就浓缩在这么一平方公里之内。这确实令中国人骄傲，但这仅仅是外滩中国，从这里开车行程半天，你会看到内陆中国，那完全是另一个中国，另外一幅图画了。

第二场改革在物质层面上，改变中国积贫积弱，功不可没。我不同意郎咸平的说法：当下是中国五千年来最黑暗的时期。最黑暗的中国我没有经历过，但是较黑暗的时期我经历过。那么，这场改革有没有问题呢？不是没有，而是太有问题，问题如山，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这也就是我对“皇甫平“之所以有保留的地方：改革开放到了第三场辩论，物质面貌突飞猛进，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民众会发出不满之声？

第一场改革的动力，来自文革深渊，来自开明派官员与知识分子的结盟，千百万民众，尤其是农民参与了这场改革。那时有愿景，改革的社会效果也是帕雷托正效应，人人都有改善。但是第二场改革呢？动力来自于政府和资本的结合。我们看一看政府行为，第一阶段改革的时候政府各级官员是游移的，是有顾虑的。第二场改革时，政府各级官员下海的积极性突然冲动起来，政府、官员的自我利益突然苏醒，他们从被动阶层变成了主动阶层、甚至是冲动阶层。并不是改变身份弃政投商，当然有很大一部分人这样做了，而是政府部门的基本职能转向招商引资。我走了很多地方，发现省、地、县很多各级官员最关心的就是这个“招商引资“，这成了各级政府最关心的事情，以至于一个经济学家，复旦经济学院院长跟我说，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呢，就来自于各个省市政府都成了大型投资公司，省和省之间就是两个大型投资公司的竞争，省委、市委书记是董事长，省长、市长是总经理，动力就来自于这个。

1989年海外资本撤离，邓说过一句狠话，“资本家资本家，我就不相信资本回来以后，资本家的政府不回来“。于是“三减两免”，大幅度降低海外资本投资的门槛，降至为零，享受民营企业难以享受的优惠特权，经短暂撤离，海外资本终于回归，一个回浪扑来，浩浩荡荡，如入无人之境。我在欧洲访问的时候，欧洲人告诉我，为什么欧洲的高税收、高福利搞不下去，要改革？原因之一，就来自于你们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给欧洲的剩余资本找到了新的投资场所，这个投资场所遭遇不到工会的纠缠，所以欧洲工人要罢工，提高工资，欧洲的资本家第一话是，你要罢工，我工厂就迁到东欧去；第二句话是，再不行我迁到中国去！到后面这句话出来，欧洲的工人阶级顿时没了脾气，放低身段，求资本家别走，留住工厂、留住资本，留住自己的就业机会。

第二场改革有很多秘密法宝。秘密之一，降低资本准入门槛，让中国成为世界资本投资的天堂。资本家回来了，资本家的政府也尾随回来了，今天任何一个欧洲的政府，包括最近一次法国的萨科齐来访问，不带人权官员带企业家，不来则已，来必索要大笔订单，而且要超过前一国代表团。吃准资本唯利是图的天性，吃准西方民主制度短期行为、短期视野之软肋，89之后的经济制裁突破了，８９之后的政治制裁也突破了，邓小平的这一把赌赢了！

无论怎样的历史学家，都没有预见到世界历史会发生这样一戏剧性幕：全世界的资本蜂拥而入，来拥抱全世界最后一个也是最大敌人——中国共产党。米老鼠有无数幅动画，但从来没有出现这样一幅黑色幽默：亿万只老鼠蜂拥而入，来拥抱地球上最后一个也是最为硕大的天敌——中国猫。自有资本主义运动以来，包括英国工业革命，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发展动力，能把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两个力量结合起来，权与钱紧紧拥抱在一起！两部发动机叠加，不是两轮驱动，而是四轮驱动，前轮追逐利润，后轮输出稳定，逢山开路，遇水筑桥，所向无敌，如入无人之境！权力与资本结合，形成“权贵资本主义”，它的惊人能量，迅速营造出一个外滩中国，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它的粗鄙贪婪，它所造成的社会弊端，它使中国付出怎样的社会代价，则触目可见，随处可见。

更重要的是，当资本大踏步回归中国，如入无人之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是第二场改革的第二个秘密。第一场改革有双向目标，第二场改革只有一项：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就是硬道理，ＧＤＰ万岁！权力不受监督，不受制约，改革成为权力的盛大节日。而民情、舆情则出现另一个剪刀差：如果只计算数字，至少沿海地区大多数中国家庭，绝对收入在上升，若问主观感受，所谓幸福指数，倒反而不如第一场改革。尤其是农民、农业、农村。别忘记三十年前第一场改革旗开得胜，正是从三农突破，赢得民心拥护，三十年后第二场改革，却出现“三农危机”，哀鸿遍野，上访、申冤络绎于途！当年耀邦组织真理标准讨论，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景象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为改革开放辩护的主流话语，三十年来高开低走，民间反应从共鸣到冷淡，从冷淡到厌恶，这是为什么？原因就在改革发生了断裂，第二场改革已经把民间参与排斥在外，稳定压倒一切的结果，是权力压倒了权利，改革成为权力与资本联手的单方面狂欢。

权力与资本的狂欢，还有第二个秘密，它居然是由左翼意识形态包装：左翼意识形态包装了一场右得不能再右的原始积累，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观。

左手紧握右手，当然有它的便利。右翼要现汇，左翼给期货，左翼意识形态的天然优势是能开一张未来兑现的支票，所谓宏大愿景，过去叫共产主义，现在叫共同富裕。宏大愿景可以给原始积累过程中千百万弱势阶层提供按摩、镇痛作用。三十年过去了，不是贫富分化，而是两极分化，镇痛作用消失，老百姓开始不相信了。便利走向反面，造成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政府公信力的严重丧失。大家不相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却又装作相信，而主流意识形态又装作人家都是相信我的，两边都在“装”，当中一个“假”——这才是当下社会诚信危机的根源。不要怪老百姓随地吐痰，不要怪老百姓上车没有秩序，不要怪老百姓粗野无礼，更没有理由将这些病症上升为文化问题，归咎于“国民性”，那是五四以来最成问题的知识分子话语。

左手握右手，还有第二个便利：只干不说，干了也不说，避免意识形态内部争论，避免暴露左右手之间的结构性冲突。起初确有这一便利，“闷声大发财”，“闷声”三十年，终于“闷”掉了发声的能力：装聋作哑，久假不归，假哑巴也成了一个真哑巴。现在，全世界都在谈中国，但是中国关于这一场崛起，有没有自己的话语系统呢？没有。世界上关于中国的变革有各种各样的定义，有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还有说中国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但是中国自己把这一场剧变说清楚了吗？中国失去了说清楚自己的能力。对外不能说服外人“中国不威胁”，对内不能说服自己的百姓“中国不崩溃”，就这么“闷声大发财”，“闷”了三十年，还要再“闷”三十年？全世界都在看着这个沉默的经济巨人步步逼近，一声不吭，两眼发直，偶尔吼一声，谁都听不懂，你叫别人怎么能放心？

我刚才从台湾回来，之前到那个学术单位讲学的是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通，黎安友先生。他在台湾清华大学中国当代讲座，有一个讲稿，我去的时候正好出版。他给当代中国下的定义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似乎绕开了“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但我还是不赞成。为什么不赞成？主语是“威权主义“，是与东亚四小龙类比；定语是“有韧性“，无非是说能屈能伸，还发展出市场经济。以“威权主义“定义中国，80年代流传至今，那时我就反对。要知道东亚四小龙全是右翼政权、右翼意识形态，而中国的意识形态虽然发生大幅度萎缩，核心还在，所谓“卷旗不缴枪”，旗是红的，枪是红的，与东亚四小龙的白旗、白枪，根本不是一回事，怎么能随便类比？

不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那是什么？我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愿意把这个观点提交给广东的朋友来批评。我认为：第二场改革塑造了今日中国的政治，也塑造了今日中国的经济，更塑造了今日中国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这场转变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演变而来，放弃的是马克思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市场经济置换马克思主义，捍卫列宁主义国家专权，逐渐形成“市场列宁主义”——“From MarxLeninism to MarketLeninism”。市场经济之上，矗立着列宁主义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后者没有变。如果有变化，变动的是它的体能，它的规模，在市场经济超额利润的滋养下，这个列宁主义的国家结构没有萎缩，而是比三十年前更庞大，更壮硕。１９７８年改革开始时，政府财政收入占ＧＤＰ总量的３２％，简政放权１１年，１９８９年降至１２％；１９９２年分税制改革以后逐年爬升，２００７年终于恢复至３２％。这还是百分比，从绝对数额说，三十年后的３２％是三十年前的十倍、百倍！三十年前，我们这代人大学毕业，谁若说进入政府系统当官，遭人鄙视；三十年后大学生择业，进政府当官成首选，公务员考试趋之若骛。三十年了，改革走了一个Ｖ字，这个V，是权力的胜利，还是权利的胜利？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中国没有总统，却有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比总统庞大百倍的列宁主义。形塑今日之中国者，第二场改革也，非第一场改革也，两场改革之间，有一条巨大断裂。三十年历史，所去未远，人心都有记忆。如果打闷包打统账，三十年一言以“蔽”之，无论“好”派、“屁”派，无论用第一场改革残留在民间的温馨回忆，来回避第二场改革的误区；还是用第二场改革的误区，来否定第一场改革曾经有过的另一种选择，都不能改变历史，都会在人心这杆秤上跌落下来。我们既要承认已经变化了的经济，还要直面没有变化的政治，更应该承认，我们改出了“市场经济”加“列宁主义”一个庞然大物。我们确实是条龙，而且是腾飞的龙，但不是东亚第五龙，而是其起死回生的红色巨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另一种社会形态。面对这一红色巨龙，此前所有能解释现代化过程的社会理论都失去了解释能力，遑论亚洲四小龙？中国的知识界界没有思想准备，西方的思想界同样没有理论储备。

（朱学勤先生是中国大陆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大学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这是朱学勤先生2007年12月15日在广州岭南大讲堂/公众论坛的演讲，感谢朱学勤先生慨允将在2008年7月30日修订的讲稿作为本书代序二）